今天，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个热门的话题，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则是这场复兴大梦中的重中之重。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在过去几千年发展历程中总结、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是人类这个族群在文化内涵上一直能够不间断地延续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直接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复兴大业，关系到中国人这个庞大的族群在世界上的发展方向与大国地位。没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的民族将丢失前进的方向和信心，失去几千年积累的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不亚于亡国灭种的危机。

再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是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终极目标。而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一个值得国人骄傲的真相：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传承至今的原生文明。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曾经在上古时代诞生了“四大文明古国”，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

首先，我们需要梳理一下“四大文明古国”的称号是怎么来的。一般认为，中国上古史文本中所涉及的这四大文明古国，来自梁启超。梁启超在其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认为，“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显然，梁启超所说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小亚细亚替代了古巴比伦。这不由得令人感到疑惑——上古的文明古国到底是哪四个？甚至，上古文明到底是不是四个？会不会更多？还是会更少呢？牵涉的问题太多，在讨论文明的复兴这个课题时，这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厘清了这些问题，才能准确地找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坐标，才能不失偏颇地定位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其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地为人类文明输出着各种各样的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人文思想，中华文明库藏之丰富、贡献之巨大，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国度中都名列前茅。不过，论及最古老的文明，中华文明恐怕难以凭借有力的考古学证据博得席位。

现代考古学划定的古人类文明中，公认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是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里所说的两河流域文明，就是我们熟悉的古巴比伦文明。严格来说，古巴比伦文明这个名称是不科学、不严谨的，仅仅一个古巴比伦是无法承载全部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信息的。两河，指的是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流淌着的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主要指的是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其广义上的范围东抵扎格罗斯山，西到叙利亚沙漠，南迄波斯湾，北及托罗斯山。北部为山地，向南经过草原和平原到南部沼泽性的两河三角洲。而狭义上的两河流域，则特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条大河之间的地域。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凭借两河的慷慨馈赠，成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其中优质的灌溉农业成为其发展的决定性基础。考古证据表明，在距今至少六千年以前，这块土地上就已经诞生了发达的文明，涌现出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文明国度。应该说，所谓的古巴比伦文明，其实是曾经繁盛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的多个文明古国，因此，今天的学术界往往用“两河文明”或“新月文明”来代替“古巴比伦文明”以对其进行描述。

由此可见，“文明古国”这种概念本身就有问题。文明往往不一定是以“国”为单位存在的，同一地区、同一文明系统下可能存在多国。因此，目前的国际学术界往往用“文明源头”来取代曾经的“文明古国”这样的说法和概念。

至于古埃及文明，由于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这种近乎“神迹”的文明遗址的存在，全世界的人对这个文明都非常熟悉。古埃及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统一王朝——美尼斯第一王朝，那是五千一百年前。而世界上最早的数学——古埃及数学，诞生的时间则还要提前一百年。大约距今五千年的时候，古埃及已经有专用的书写工具：芦苇笔和莎草纸。

然而，在西亚和北非的两大古文明已经崛起，并向着巅峰快速发展的时候，东亚的古老中华文明之光才刚刚点亮。目前为止，考古学可以支持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国家是商，即便算上面目尚且模糊的“早商”阶段，中华文明的成熟期也不超过三千七百年，即便我们“强行”将河南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满打满算中华文明的历史也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多年。无论是在成熟的城市还是文字方面，中华文明都远远落后于另外两个古文明。而论及金属冶炼，世界上最早掌握青铜冶炼技术的是两河文明，目前学术界也基本认同中华青铜技术西来说。而文明礼仪、意识形态的构建，则晚至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期才成型，同一时期的西亚、北非文明，已经分别进入鼎盛时期，而古希腊克里特文明、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等，与中华文明基本处于同一时期。

但是，出现的时间晚，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质量差。相反，正是由于中华文明原生性的高质量，保证了这个古代文明几千年来一直绵延不绝，直到现代，中间从未发生过重大断裂。从文明传承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堪称人类各种古文明中的佼佼者。而其他文明（古埃及、两河、古印度、古希腊/罗马、古玛雅等）则无一例外地或衰落或被毁灭了。

中华文明拥有什么样的内生力量，能够支撑它一直发展延续至今？

首先是文字。成型的古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字，两河文明有楔形文字，古埃及有象形文字，中国则有甲骨文。出土于殷墟的甲骨文记载了大量商代的信息，已经能够涵盖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常用字也有3000多个，完全是一种高度成熟的文字系统。这样成熟的文字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产生，因此中华文明拥有文字的历史可能远比考古学证据能够支持的三千年历史长得多。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楔形文字还是埃及象形文字，都在后来文明中断后随之丢失了。当现代西方考古学家重新发现古埃及文字时，这种文字已经成为一种“死亡”的文字——没有人读得懂，必须经过翻译研究才能“猜”个大概出来。

汉字则不同。汉字从甲骨文开始，始终没有被丢弃，而是在不断演化和完善，最终变成了我们今天依旧使用的文字系统。中国的考古学家在辨识甲骨文时，遵照的是同一套一脉相传的文字结构体系，因此不存在困难。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这是独一份。

接下来是政体。中国的文明国家出现得较晚，但由于经过了长久的“热身准备”，文明国家一经出现，便高度成熟。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核心理念就是大一统，这是东亚环境中磨炼出来的一套群体生存之道，长期行之有效。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形态，使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能够在长久的时间内获得稳定的发展环境，使得中国可以举全国之力承受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军事活动，这对于农业文明来说便具有长治久安的巨大优势。

于是，在这样的条件和前提下，中华文明就有条件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诞生卓越的成果，中华文明延续不绝的内生动力的最重要部分随之而来——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内在核心，这是一种入世的学说，其思想深入高端阶层，影响中国乃至周边国家数千年之久。儒家文化的存续，使得中华文明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思辨性质的自我革新力量。与西方宗教意识形态不同，儒家关注的是人以及人的生活，因此其终极目标就是改善人类社会，实现人群的共同进步。在这一意义上，儒家文化有着划时代的积极意义，而这种意义在今天的世界上依旧有其巨大的价值，所以中华文明不仅从未中断，未来也不会消亡。

于是，关于文明的讨论，我们要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原创性。

无论是“四大文明”还是“几大文明”，抑或古希腊、古玛雅，我们都要明确一个意识，那就是：世界上曾经出现的文明很多，但只有拥有独立原创性的文明才能被称作文明源头。中华文明虽然起步较晚，但之所以超越了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而居于“第一集团”之中，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原创性文明。

※说明案例　“文明源头”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曾经在历史学界，学者们认为古希腊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是一个原创文明，因而其曾经一度被列为人类文明源头之一。但是随着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并不是一个完全原生的原创性文明，它实际上更可能是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等多种文明交汇的产物。同样的还有地处中西亚的波斯文明，也是两河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交汇的产物。这种由多种文明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次生文明，是无法进入“文明源头”的讨论中的，因为它们原本就不是“源”，只是“流”。

正是如此，中华文明才彰显了它的伟大。而这样的伟大，已经在世间传承了数千年。既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仍然在传承的原创性优质文明，我们作为中华儿女，就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一伟大的文明传承下去。这既是使命，也是挑战。

那么，长久以来，我们都做了哪些保护与传承的工作呢？中华大地之上，文明遗迹很多，但大多数都处于既无保护也无传承的尴尬境地，只有极少数勉强得到了保护，却深陷于定式思维的窠臼，难以逾越有保护无开发、有开发无传承的诡异逻辑。放眼望去，举国上下，到处可见各级地方政府对文明资源的视若无睹，最常见的保护措施，就是将文明遗址、遗迹圈起来，不让人碰触，不与外界接触，恨不得将文明遗产全数置于封闭的密室之中，不见天光。

这是保护吗？

是，但只不过是被动的保护、无奈的保护。这样的保护措施已经失去了保护文明遗产的真正意义。文明的遗产并不是只让后代远远地瞻仰的，而是要让人们能够通过接触这些文明遗产，来切实地感受祖先创建文明的伟大，聆听来自历史时空久远的回响，体味人类文明不断超越自我、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了这些内涵，保护文明遗产就成了“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无聊之举，更谈不上传承文明精神的重要价值。

※分析案例　端着金饭碗的帝王陵墓如何进行产业发展？

在文明遗迹格外众多的陕西省内，帝王陵墓比比皆是。在距离西安市区不过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兴平市坐落着举世闻名的汉武帝陵墓——茂陵。这座无论从建筑规模还是文化内涵都能够与天下第一帝王陵墓秦始皇陵相媲美的雄伟帝陵，却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得不到与其历史地位相符合的资源开发规模与文化地位。同样作为西汉著名帝王汉景帝的陵墓——阳陵，与应者寥寥的茂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0年，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专用公路建设,汉阳陵不得不进行了大规模的外藏坑遗址考古开发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众所周知，我国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专业考古人员合法考古发掘的古代帝王陵墓只有明代万历皇帝的明定陵。由于考古保护措施落后，明定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定陵之后，国家明令禁止开发境内的任何古代帝王陵墓。这条政策一经出台，古代帝陵的文物考古和保护工作陷入了相对沉寂的状态——帝陵主体不能动，意味着最具价值、最吸引眼球的部分被尘封，而古代帝陵配套的陵园遗址又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外藏系统的文物考古研究意义大，文化宣传意义小，因此开发和保护力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阙如。同时，中国历史久远，古代帝王陵墓的数量和规模都太庞大，难以做到全部都得到严格的保护与合理的利用。于是，这些古代遗迹和遗址只能安静地沉睡在乡野之间，任凭风吹日晒逐渐消磨它们曾经辉煌无比的价值。

茂陵就是这类遗址中的典型。茂陵不能说没有得到保护与开发，但当人们步入茂陵博物馆，看到的是什么？是暴露在日光风雨中的霍去病墓前的珍贵石刻，是荒草漫漫只能强行圈起来的如山陵冢，还有古旧的20世纪80年代风格的简陋展览馆。在这样的展览馆中，国宝级文物只是简单地被罩在一个毫无科技含量的玻璃罩子里，供游客简单地参观。文物与历史爱好者在这样的展馆中，完全无法详尽细致地观看每一件文物的细节，这不能不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所遗留下来的珍贵礼物的一种巨大浪费，也就失去了我们提倡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明的意义。

茂陵尽管规格极高，汉武帝、霍去病个个都是名扬天下的历史伟人，但在今天的中国旅游版图上连个热点都算不上，这正好说明了低水平的保护是根本无法达到弘扬传承目的的。

因为上述原因，我们才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保护是为了传承，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仅仅谨小慎微的保护。如果不能将传统文化的优秀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传递给下一个时代，那我们保护文化资源的行为就变成了无本之木。今天，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不断地倡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尤其强调要让那些曾经深埋地下、深藏禁宫中的文物走出来，以鲜活的姿态面对所有中华儿女，让曾经纵横天地的中华文明精神得以真正地在中国人的血脉中延续，让曾经顶天立地于世间的中华文明重现昔日辉煌，中华民族才能迎来真正的民族复兴。